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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安庆一中
编辑日期:2012-9-1  来源:安庆一中  作者:admin    阅读次数:次   [ 关 闭 ]


我与安庆一中

 

汤锡川

 

我家三代人中有十二人是安庆一中学生,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家世与安庆一中有着悠久的渊源。抗战初期,安庆一中为避日寇迁往桐城黄甲铺,时名安徽省第二临时中学。我父亲那时是该校高中学生。解放后他长期在安庆地区农林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  在安庆地区推广双季稻生产,被称为安徽省第一个推广双季稻的农业局长。我表叔刘树森解放初在圣保罗中学读高中,他觉得该校的城里有钱人子弟好欺负他这样的乡下人,加上他对该校数理化教学不满,所以他找到我父亲请求帮他转入一中。当时我父亲在安庆市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很容易就把刘树森转到一中。刘树森一九五二年考入南京林学院,后来由硕士而博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中科院动物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基金会委员,清华北大兼职教授等职。提起往事,他说是一中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化基础,所以他很庆幸当年的转学之举。他现在担任安庆一中在京同学联谊会会长。再说我兄弟四人,老大于一九六五年由一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我同年考入一中高中,老三于一九六四年考入一中初中。现在一中任教。老四虽不是一中学生,但他夫人是一中老校长鹿钟毓之女,是一中毕业生更不用说。他们一家现住在一中。所以老四得一中之灵气比我多得多。还有我的夫人是一中一九七三届高中毕业生。我家第三代四个孩子中有三个从一中高中毕业,一个从一中初中毕业。

我在一中读书三年,虽然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起因文革原因未完成高中学业,但一中老师的渊博学识,高尚师德和职业精神给我的巨大的影响,使我从内心崇敬教师职业。我高一时在作文中明志要当教师,后来果然得到夙顾。我如今执教三十余年,虽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确已亲授弟子逾千,其中不少考入名校,许多人已是教授、学者、名医或中高级干部,真可谓青出于蓝。至今我仍以教书为第一乐事。我常怀对母校报效感恩的情结。所以我至今仍有一件憾事是不能站在一中的课堂上为学弟学妹们讲课。上世纪九十年代虽有机会调入一中,但因故未能成为现实,想起来令人扼腕。

有一件事虽然过去整整四十年,但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那是文革初起的其一天,我目睹许多老师如刘裕谷、何敦志、吴忠贯,由光等被戴上高帽批斗,实在于心不忍。我带着疑问推开一中党支部的门,当时只有程玉衡书记一人在内。我向他诉说自己的困惑,我问他,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吗?程书记关上门对我说:“小汤,你最好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你听我这句话对你没有坏处。”事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因与我有关类似的经历而获罪者不计其数而我却安然无恙,正说明程玉衡老师的高尚品德和爱生如子。

我在一中读书时性格活泼,广结广交,上从高三下到初一有许多朋友。当时的许多老师无论是否教过我的课我都熟悉,常常找机会接近他们。老一代教师如杨明高、王康、徐一陶、郑立冬、吴东生、胡祖明、许大年、刘鉴新、王用权、潘伯高、马怀生、华文龙、许谦明等等都是我的良师;更不用说现正在职的周诗长、谷寿平、章中银、程裕、余智谋、胡晓会、边三羊、余小弟、方国平、赵修灼等等都是好朋友。每一次走进一中大门,我都有回家的感觉。看到那棵苍翠虬劲的罗汉松,我就想起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代。仿佛教自己年轻了四十岁。前不久一中教学开放日,我在校内转了一圈,看到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不禁感叹母校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机遇。在母校即将百年华诞之际,我由衷地祝福母校越办越好,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