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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之严不逊父——张氏家族中的女性形象
编辑日期:2016-3-10  来源:http://blog.sina.com.cn/u/5509788903  作者:吴国珍    阅读次数:次   [ 关 闭 ]


母教之严不逊父

——张氏家族中的女性形象

 

张廷玉有一天在南书房值班,康熙帝指着廷玉对众人说道:“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张氏家谱·卷三十四(内传之二)》)张英夫人姚氏,出身高贵,知书达礼,不仅辅佐丈夫,成就了一代贤臣,更悉心教导子女,使六个儿子个个成材,四个考中了进士,其中张廷玉更位列清代名相之列。姚氏久居京城,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左邻右舍,都赞其教子有方,贤慧的名声甚至远播到身处宫禁之中的康熙帝耳中。

不独姚氏,张氏家族众多女性,相夫教子,睦邻孝友,于家于国,均功不可没。张英认为:“夫神圣之兴,率由内助相与以有成,况保世成家之士乎?”《张氏家谱·卷第三十三(内传第九之一)》对于自己家族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女性,张英深情地写道:“茹荼而造家,无忝妇职;画荻而训子,爰引母仪。”认为她们含辛茹苦,历尽磨难,维持家庭;又能如欧阳修之母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下,以荻杆和沙地代替纸笔,教育孩子读书识字,无愧于妇女的职责,称得上人母的典范。

相夫教子是古代女子的典范,张氏家族的女子,是如何相夫教子的呢。

 

一、胡太君教子唯谨

胡太君是张氏家族中第一个德高望重的女性。她是四世祖东川公张鹏的夫人,六世祖张淳的祖母。张淳父母去世早,留下张淳茕茕孑立,孤苦零仃。抚育教诲,全靠胡太君一人。等到张淳考取进士,胡太君对张淳的教导只有一个字:“谨”。张淳一贯能喝酒,一次要喝上几斗。将要担任永康县令前,拜见胡太君,请求训诲:“何以教孙?”胡太君说:“尔明敏仁慈,吾无复虑。但虑汝饮酒过多,或误笞人耳。”胡太君担心张淳酒后误打板子。张淳说:“请从今日一醉,敬受王母教。”于是胡太君命人取来一瓮酒,张淳站着一饮而尽。从此,终身再不饮酒。胡太君逝世时,张淳正担任礼部精膳司郎中。张淳律己之严,正源于胡太君教育之严;张淳为官之仁,也源于胡太君心怀之慈。“太君以母教而兼父教,以大母而兼慈母,卒护乳雏成搏风之翼。”在家族崛起过程中,胡太君功不可没。(《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二、齐太君养廉以俭,移孝作忠

张英的祖母为齐太君,是齐之鸾的孙女,齐近的女儿,张士维的夫人。齐之鸾桐城第一个翰林,直言敢谏,官至为明河南按察使。齐近为其幼子。齐太君一生勤于纺织,她曾说:“吾爱听纺织声,深闺永昼,可当鼓吹,子妇勿厌其聒也。”七十岁还持轮纺线,不知疲倦,有人认为辛苦,她说:“吾为此未尝觉劳,去之反无所措耳。”

齐太君的勤劳,在其子张秉文做官后不减半分。他和张士维在家中劳作,经营田亩,崇尚节约。有人说:“你每天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又能收获多少呢?”她说:“我靠种田纺织为生,以培养儿子的廉洁精神,使他能成为清白的官员,不是收获很多吗?”张秉文历宦各地,官至布政使,不敢把官家半点财物送给太君。

齐太君一教张秉文以廉,二教张秉文以忠。济南被清兵围困前,张秉文送信回家,表示誓死保卫济南。有人为齐太君感到悲伤,齐太君却平静地说:“我儿子肩负国家重任,与城池共存亡,忠臣啊。儿子能成为忠臣,我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张英高度称赞:“方伯公之仕也,居官励以清洁,临难助以致身,养廉以俭,移孝作忠,巾帼中有此识哉!”(《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三、方孟式以坚贞佐夫忠烈

张秉文的夫人方孟式(15821639),字如曜,字孟式,是进士、大理寺少卿方大镇长女,也是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的大姑。方孟式博学工书,诗画皆精,所画大士、罗汉像,神态逼真,呼之欲出,钱谦益称之为“得慈悲三味”;又贤良淑德,因为无子,主动让丈夫纳妾,妾所生三子克倬、克仔、克称,视如己出,笃爱有加。方孟式随张秉文宦游各地,酬唱应和,著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

清兵南下侵掠,济南是战略要地。警报飞来,方夫人即对丈夫说:“夫子之死生惟社稷,妾之死生惟夫子。”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以二千弱兵对抗后金上万精骑。他安排后事,请方夫人带着孩子们潜回桐城老家。夫人说:“两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回到桐城了,没有什么后患,其他的不值得考虑。”家人很着急,方夫人对大家说:“大家都走,人们会说布政使并无守志;再说,我怎么忍心让张公一人留在险境中?”她跟婢女说:情况危急,你们就把我推进大明湖中。

1639年正月初二,济南城被攻破,张秉文督战城头,死于城上。方夫人对两位陈夫人说:“我说过要和夫子同死生的,家中幼孤就由你照顾了。”两人都说:“你死我也死!”当时三子克称只有五岁,小女刚满周岁。方氏流泪泣告道:“妻妾同死固是大义所在,但是兵荒马乱,孤儿寡女如何是好!难道要交给婢女抚养吗?况且你们中有一人还有身孕,如果都赴死,孤儿寡女孤苦伶仃,这不是报答夫君的。”于是,方氏将子女托付给有身孕的陈夫人,嘱咐道:“努力珍重,我们会在地下保佑你们的。”说完,和另一名陈夫人一同离开官署后门,齐赴大明湖,临湖恸哭。当时湖面结冰,砸开坚决,湖水冰冷刺骨,方夫人催促婢女:“推我!推我!快点推我!”于是堕入大明湖。家中侍婢十多人,也一同投湖自尽。怀有身孕的陈夫人则剃去头发,化装成尼姑,躲在尼姑庵。几天后清兵退去,陈夫人带着孤儿寡女,号泣于市,找到了张秉文和两位夫人的尸体,在市民的帮助上,装敛入棺。后来张秉彝带着克倬、克仔从家乡赶来,在山东滕县遇到了陈夫人,一起扶着三具灵柩回乡。灵柩抵达南京长干寺,几千人前往凭吊。当年秋天,陈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克佑,意为是两位夫人保佑而生下的。(《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夫子之死生惟社稷,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夫人之死,看似殉的是丈夫,其实殉的还是国家,守的还是大节。方夫人以自己的刚烈,成全了张秉文的忠贞。而陈氏妾以及十多个婢女,一齐投湖自尽,则是不愿受异族的奴役,展现的既有民族的气节,更有人性的尊严。

 

四、吴太君明于去就,严于督子

吴太君是七世祖张秉彝的夫人,张英之母,生逢明清鼎革,战乱不休,徙居不定。大伯张秉文战死济南,国家前途一片迷茫;农民军张献忠屡犯桐城,堂伯父张士绳全家遇难。人心惶惶,莫知所归。而在这一过程中,吴太君却是明于去就,料事在前。

张献忠第一次攻打桐城,围城数匝,不克后离去。吴太君知桐城难以久呆,立即带着家人到南京,投靠舅舅家。1639年,吴太君和张秉彝一道,归葬张秉文,而张献忠又一次围攻桐城数日而去。吴太君说:“他们还会来的。”于是带着家人再次到南京舅舅家。果然不久,张献忠又一次猛攻桐城,孤城几遭覆顶之灾,而张家躲过了一劫。

明亡前夕,张秉彝因在国子监资历长,考试优,选任州通判一职。有人提议,稍微打点一下,可以安排到知名州府。张秉彝回家后与吴太君商量。吴太君说:“此时鱼轩翟茀,何如羊裘鹿车耶!遗荣偕隐,愿效古人。”意思是这时候坐着用鱼皮和翟羽装饰的车,享受荣华富贵,不如穿着羊裘(羊裘是裘衣中最低档的,指穷人的衣物),共同拉着一辆鹿车(指窄小仅容一鹿的小车),像汉代的鲍宣夫妇一样,安贫乐道,归隐田园。”面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吴太君选择了归隐。她清楚的知道,选择做官,或为明王朝效忠殉节,或向清王朝投降取媚,都是她不愿意做的。唯有归隐一途,可保节义无亏。于是回到桐城北山祖居地,与婢女一道,拾柴火,种蔬菜,自给自足。然后,审时度势,待清朝统治稳定下来,才进县城居住。张英因此称赞吴太君:“故桐邑始苦寇,既苦兵,既苦除兵之兵,而吾家独得安枕,赖太君之明哲也。”

艰难困苦,四处流徙,而吴太君时刻没有忘记孩子的教育。“督诸兄甚严,择贤师良友,脱簪珥以佐束修。”变卖首饰,也要让孩子上学。寓居金陵时,房屋狭小,又常常搬迁。而每次布置房屋,一定先装好书房。隔着窗户如果能听到咿咿唔唔的读书声,到了深夜都不知疲倦的话,吴太君就十分欣喜。当时张秉彝经常往来于桐城、金陵,孩子的教育就全在吴太君一人身上。她请张秉彝选了几百道题目分别做了竹签,放在了一个大斗里,每到作文时,就拿出一支竹签,让孩子按着竹签上的题目写作,文章没写成就不许睡觉。回到桐城北山中,还选择一个邻近的小寺庙,让家族中的哥哥弟弟和自己孩子一道在在里面读书,并采摘山中的野菜,送给他们吃。所以,张氏兄弟,虽经颠沛流离,却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

吴太君从小受到良好的妇道教育,通习了《毛诗》《孝经》《烈女》。晚年喜好佛教,亲手描绘观音像,抄写佛经,都十分工整细致。五十岁时,曾在南京鸡鸣寺给几百僧人施饭,秉承了张秉彝乐善好施的家风。(张英,《先妣诰赠一品夫人吴太君行略》,《张英全书》(上),436439页)

 

五、姚氏一生俭朴,养两世忠勤廉慎

张英的夫人姚氏,是浙江龙泉学博姚孙森的小女,湖南湘潭县令姚之骐的孙女。姚之骐中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选授湘潭县令。为官清廉严正,杜绝行贿。当地民谣称他:“止饮湘潭水,不污长沙泥。”卒于任上,室中萧然,无资归葬。(《桐城耆旧传·姚湘潭、副使传第四十二》)其子姚孙森,博学,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方拱乾等人同称“六俊”。治学重时务,与桐城县令一道筹建桐城防御工程,负责火器火药的筹备。桐城遭张献忠多次围攻却没有攻破,有赖于姚孙森等一批有远见的乡贤齐心协力,未雨绸缪。

姚氏生于1640年春,比张英小三岁。嫁给张英后两三年,时张英20岁,却染上病病,养病三年,姚氏将首饰全部典当出去,买药治病,医药都亲手调治,为剥莲子十个指甲全剥秃了。三年后张英病愈,专攻举子业,家事全交姚氏处理。三年后,26岁的张英考中举人,但“生计益贫”;四年后,张英考中了进士,不久,丁忧回乡,扁舟南归,生活困难,舟中常是上顿不接下顿。服丧期满,张英回京任职。两年后,御试中清文(满文)第一,当时就有人看中了张英的政治前途,投石问路,送来千两银子资助,张英严词拒绝。姚氏对张英说:“贫苦读书人家,有人送了三五两银子,童仆奔走相告,妇孺皆知,家中厨房食物样样备全。现在你进了翰林院,一下子就有人送千两银子。你要是收了这一千两银子,以后将如何向家中妇孺童仆解释呢?他们要是问起,你难道不惭愧吗?”翰林编修一年俸禄不过45两,不足以养家,张英一家常常十天半个月缺衣少食,有一次家中找到了几斗麦子,全家就吃面汤吃了将近一个月。当时姚氏的堂兄、刑部尚书姚文然探望,得知此事,十分感叹:“要做到这样真不容易啊!”

虽然家境贫困,但姚氏并没有放松子女的教育。当时张英家住虎坊桥,聘常塾归孝仪为塾师,教育诸子。学费一无所措,而家中因贫困,典当殆尽,无法可想,看到张廷玉脖子上还有一只银项圈,就叫张廷玉把银项圈取下来给母亲去当钱。有人问张廷玉:“你脖子上项链呢?”张廷玉跑过来对张英说:“项圈已交给母亲了。”归孝仪偷偷听说了这件事,当时没告诉张英,后来归孝仪于1679年中状元,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张英,感叹不已。

直到长子张廷瓒、次子张廷玉相继中得进士,入翰林,家中才摆脱困窘,稍入温饱。但翰林官员俸禄微薄,只有得到挑选担任乡试、会议同考官、主考官,才有可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助。“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何刚德,《春明梦录》)但科举考场,舞弊丛生,稍有不慎,就掉入贿赂的陷阱。考官如若同流合污,就有被检举揭发的风险;如若不同流合污,稍有不慎,也会被落选的举子抓住一点把柄,捕风捉影,吠影吠声。所以,每次张廷瓒、张廷玉获得放差的机会,姚氏就对他们说:“自从我做张家媳妇以来,见你的父亲,在考试这件事上一贯冰清玉洁。就是在内廷,教习庶吉士考试时,也与厉杜讷()一起发誓,务求清正。虽然得罪了亲朋,但也不徇私舞弊,何况在乡试、会试考官任上!你们一定要谨守家训,不可给别人一个字的口实。”张英感慨地说,张廷瓒1685年担任会试同考官、1699年担任山东正主考,张廷玉1706年担任会试同考官,都恪守家训,“无一事訾议,实夫人之教也”。1708年,张廷玉扈从康熙帝巡游塞外,姚氏在病重中亲自写信给他:“汝能尽瘁勿懈,正所以养志。我病且向瘥(痊愈),毋以为念。”不到一个月,姚氏就去世了。

姚氏一共育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都亲自抚养,从不聘请保姆奶妈之类。对待庶出的儿子张廷胜过自已儿子,甚至有所宠爱。所以几个儿子中,惟小儿张廷瓘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四个女儿,都让她们读书识字。姚氏自己,熟读《诗经》《资治通鉴》,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佛经之类,著有《含章阁诗钞》。几个女儿,都能吟诗作赋,工于书画,其中三女张令仪,有《蠹窗集》传世。

早年历经磨难,让姚氏养成了居家俭约的习惯,一月中近半个月吃斋茹素,常以瓜蔬为主食。中年以后,一餐不过半勺饭,几根菜而已。生平没有一文私房钱,从不穿金戴银,不绫罗绸缎,一件青色布衫,缝缝补补,几年都不更换;而且衣服都是她自己浆洗,至老不衰。有一次,一个女仆受当地亲戚委派前来相府问安,当时姚氏正在缝补一件多年前的旧衣,女仆不知面前是何人,只看到她穿着朴素,心想她大概是相府中的老妈,于是很不以为然地问:“张夫人在何处?”姚氏慢慢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自然地起身,声称自己就是,该女仆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事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张夫人传弟八》)

姚氏为人低调,张英官越做越大,她越谦抑下人,从不恃强;后家境稍裕,常常赈济他人,乐善好施。1659年十二月十六日,张英六十岁生日,按当时达官贵族的派场,一定要做寿,邀宾朋设宴款。张英不想做寿,姚氏就说:“如今寒冬腊月,你何不把这笔款项,拿出来做一百件棉衣,送给路上饥寒之人呢?”张英在京城居住了二十多年,从果子巷,到内左门,邻居都称他为“老佛”。张英辞官回里,邻人都向他敬一杯酒,感叹“老佛去矣”。(张英,《誥封一品夫人亡室姚氏行实》,《张英全书》(上)439442页)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治国必先齐家。旧社会,齐家的任务主要交付女子,教好子女,辅佐丈夫,儿女才能学成正业,丈夫才能干成事业,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反过来,家风不正,家训不严,小则误身,大者误国,正所谓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

张氏家族,耕读传家,子孙以读书明礼为荣,仕宦天下,为官以敛民肥己为耻。整个清朝,张氏由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300余人,找不到一两个贪官,是清朝少有的清白大家。张氏家族中的女子识见之高,责子之严,约夫之谨,处身之朴,与张氏男子的丰功伟业相比,毫不逊色。